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根据人类福祉的不同衡量标准对国家进行排名的社会指标激增。
和其他在西方出生、长大的人一样，我曾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拔公职人员唯一的道德上合法的方式。尽管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不同的阐释，与我们的批评者互动。但是，我将儒家视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更深刻、更丰富的传统，而不像社群主义那样，更多是针对自由主义而新近衍生出来的。继其博士论文探讨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之后，加拿大政治哲学家贝淡宁又看到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很多共通之处，因而对儒学产生浓厚兴趣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感到自由但不关心他人的幸福，那么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的。
容忍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很重要，这样才能揭露和纠正错误。而且，自由本身无法在社会真空中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刘与韩愈其实也有共通的地方。
汉代佛教就曾借助于道家的术语来翻译佛经，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13](p.163)，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佛与老子，无为志也[14]，即认为佛教与老子道家一样，追求的都是无为。中唐以后的儒学新突破，首先表现在释经方法的变化上，即舍传求经，在经学里注入新思想，这种变化使得自由创造儒学新说成为可能。例如中国佛教宗派中创立最早的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并根据有关经义而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在方便法门的旗号下，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义说成是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又为它把佛教的不同教义乃至儒、道等不同的思想会归到天台宗教义中来提供了依据。唐代外丹术的各大流派最终都以《周易参同契》的大易丹道为其义理基础而趋于合流，这既是《周易参同契》在唐代颇为流行的结果，也反映了在儒家究理寻道之风尚的影响下道教炼丹由术转向对道的探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各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二、隋唐三教关系与儒学的发展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角度来看，隋唐儒学虽然重新恢复了正统的地位，但其独尊的地位毕竟已让位于三教鼎立的局面。
唐高祖下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8]，而武则天则反其道而行之，明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9]。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甚至说：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表现在宗教上，当时的长安等地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就还流行着伊斯兰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但是，道教对佛教的融合，仍有一个坚持其本位立场的问题。
华严宗则有立破无碍、会通本末的判教论，它一方面破斥了华严教义之外的种种异说，另一方面又以华严教义来会通本末，认为所破斥的诸种异说同归一源，皆为正义[11](p.710)，即站在华严宗的立场上看，其他各家学说也都具有真理的成分，都可以归入华严教义中来，这样既抬高了华严宗本家之学，又为调和会通包括儒、道等在内的各种异说作出了论证。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如《上清经秘诀》中说：所以教人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亡则道废，合道则长生也。
正是基于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三教鼎足而立的新局面才于隋唐时期得以形成，而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p.674)认为佛教并不仅仅是一块毫无价值的石头，而是包蕴着宝玉有待雕琢，这反映了柳宗元并不赞成佛教的形式，但对佛教的思想却表现出了一定的认同甚至赞赏的态度。
随着三教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儒佛道三教之间曾有过夷夏之辨、神灭与神不灭等争论，而三教之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2]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而到了南北朝和唐代，具有道家化色彩的佛教反过来又给了道教思想以深刻影响，渊源于原始道家而又融摄了佛教般若学思想和方法的重玄学，在当时终于成为道教的一种主流学说。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重玄学是渊源于原始道家、发轫于南北朝、融摄玄佛之宗义、以双遣双非为重要理论特征的隋唐道教（道家）的一种主流学说。而后者正是宋明天理观念的最主要来源。四、隋唐三教关系与道教的发展 道教在隋唐时期也进入了其发展的兴盛时期。唐宋之际，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三教合一，至宋代，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被定于一尊，儒佛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道家与道教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人生论。
隋唐佛教宗派对融合各家学说所作出的理论论证，标示出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教理论在隋唐时趋于成熟，这也是隋唐儒佛道三教鼎足而立新关系格局下的理论产物，它对隋唐佛教的思想理论建设影响重大，也对其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思潮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魏以来三教之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消灭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鉴吸取他方的长处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虽然矛盾依然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成为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
但帝王对待三教具体态度的不同，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
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以天道与人道合一、匹配阴阳、纯阳为仙等为主要特征的钟吕金丹道，开启了后代影响深远的全真道之先声，而全真道是以三教圆融为宗旨建立起来的一个新道派。
而这正是传统道家道教的主静修心论通过借鉴和融合佛教心性论（佛性论）和儒家人性论而得以实现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其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隋唐道教重玄学表现的主要还是隋唐道教在形上学方面与佛教的交涉，那么中唐以后兴起的道教心性学则表现出了隋唐道教在当时三教普遍关注心性的思想背景下逐渐转向对宗教修行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而这种探讨也集中体现了三教在心性问题上融合的新趋势。
隋唐儒家与佛、道理论上的交涉，更多的表现为儒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关注。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
三教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发展以及三教地位的消长变化，对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祟的避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
这些宗派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而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合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
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17](p.732)在这种对心性的推崇中，抽象绝对的道不仅通过心而与众生相联，而且心实际上也与道一样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这表明，柳宗元对佛教的认识已逐渐深入到了佛学比较核心的内容。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曾这样发挥道：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
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在中国这块注重现实人生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理论上的融合，虽然主要还是各家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己，三教一致的提倡，主要也还只是强调三教在维系封建统治、协助社会教化方面的一致性，但它却为唐宋以后三教思想理论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隋唐佛教宗派站在佛教立场上实现的三教融合，对宋明理学站在儒家立场上的三教融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